冯见雄强压住内心的恨铁不成钢，冷静地听完了史妮可的全部陈述。
  个中法律细节，自然是无须赘述。那些条条框框真拿来字斟句酌地抠，诸位看官也看不懂。
  一言以蔽之，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：
  当初冯见雄口口声声关照过史妮可，凡是涉及“司法认定驰名商标”运作案的诉讼，全部外包给钱塘的天策律师事务所的费主任，不要怕花钱。
  但史妮可因为当初给“L干妈”的案子中，借法援中心的资质打假、尝过低成本的甜头，所以还想着“发挥一下自己的主观能动性”，把其中最适合继续借资质打免费官司的案子剥离出来、然后让法援中心的同学们辛苦一下、稍微给几块加班费就搞定。
  细算下来，截止目前为止，她也确实已经为冯见雄节约了几十万的诉讼成本。
  对普通人家而言，几十万不是小数目了。
  但问题是，冯见雄本人老奸巨猾，他知道做事情的尺度。
  而史妮可却是亦步亦趋才跟着冯见雄做了一年多，很多事情难免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”，没法很好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  于是乎，史妮可东施效颦打的这些擦边球，如果在没有得罪人的情况下，市司法局对本校法援中心年审时，粗粗一看也就过去了。
  事实上，年关前市司-法局本身的例行年检，还真没查出问题来。
  但是，既然夜路走多了、在商界得罪的人肯定不少。
  被人盯上匿名举报，情况就截然是另外一回事情了。
  冯见雄之所以做“L干妈”的时候敢借资质、后来又不敢，那是因为他深思熟虑过的。
  做“L干妈”的时候，他的商业套路和计策是首创，所以首先他没有得罪过的敌手，也就没人天天盯着想阴他。其次，当时“L干妈”只是一个农村大娘做辣酱。虽然牌子已经做大了，但所处的产业范畴还是属于比较“人畜无害”的，在被司法局审计到“免费帮打假”的时候，也更容易放过。
  史妮可却不懂这么多细节的弯弯绕。
  “你们年底去集训准备辩论赛的时候，我问美琴姐要来了中心的公章，然后她也把哪些案子接哪些案子不接的审批权临时委托给我了……我就……”
  史妮可一脸苦相地说完这番话，一切算是真相大白。
  冯见雄挠了一下头发，也是正在气头上，难得怒骂了几句：
  “你叫我怎么说你好？眼皮子怎么就这么浅？难道是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嘛？就为这么点钱，留下涉及以权谋私的人生污点？你的名声就值这么点小钱？你舍得，我和美琴姐还舍不得呢！”
  所以说，政界最怕穷人得志当官。越是穷人得志，越容易你懂的那个啥。《XX的名义》这种电视剧虽然有媚上的嫌疑，但说的道理还是有的。
  史妮可本来是逆来顺受，丝毫不敢反驳冯见雄的，毕竟她也知道这事儿百分百是她的错。
  但她也急于证明自己的人品“并没有坏到那种程度”，便顾不得这么多了，连忙辩解：
  “我……我错了雄哥，但是我真没想贪。我敢用命发誓你要相信我——要是拿公家的钱做私事，我绝对不会也不敢的。
  我只是觉得，法援中心的事儿……本来也没用到国家的资源啊，我们都是一帮同学自己辛苦自己打工做的事情，接点私活儿怎么了？”
  史妮可这番话一说，冯见雄和虞美琴虽然觉得她有些浅见、傻气，却好歹品性还算纯良。
  史妮可说的话，从朴素唯物的角度来看，也不是没有道理：虽然他们是在公益援助性质的法援中心干活，但他们并没有拿国家的钱。
  他们只是拿了一些“劳动力”为自己做事。
  而这些“劳动力”，正是史妮可和几个同学自己卖力的。
  国家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付出的东西只有一样：牌照资质。
  换句话说，没有国家给资质，普通人没有律师证、没有执业律所，就是有这个本事想卖力，法律也不给他资格卖。
  而史妮可这种穷苦人家出生的大学生，就朴素地觉得：
  既然事情是我们做的，怎么能算占国家便宜、或者说“挖涩会注意墙角”呢？更不应该谈得上“以权谋私”啊？
  “土鳖之见！”冯见雄恨铁不成钢地训斥了一句，“牌照不就是国家出资的最大的资源？你难道不知道，牌照就等于钱么？你去看看外面那些小额民间贷款机构！他们要是能抱上大腿，拿到一张正规商业银行的牌照，他们愿意去花多少亿买这张牌照！
  对于国家限制准入的行业，牌照就是最大的资源！借授权委托的牌照做私事，就是以权谋私！亏你还是学法律的，怎么就没这个意识？好吧，也怪我，是我把你逼太急了，让你偏科发展，作孽啊……”
  看到冯见雄居然自责起来，史妮可连忙膝行上前，羞愧地一边扇了自己俩耳光，一边抱住冯见雄的大腿摇晃着说：“雄哥你别自责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怎么罚我都行，把我丢出去承担全部责任好了，或者就我去自首绝对不会连累你和美琴姐的……”
  “这是法援中心的责任，你自首有个屁用！说什么傻话……”冯见雄叹息道。
  他正要继续分说，却被一直旁观的虞美琴劝解打断：“小雄，既然话都说开了，事情好歹算是搞清楚了。妮可只是不懂、心里资质意识淡漠，并不是真心要公器私用。眼下我们还是想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吧？可不能让法援中心的挂靠牌照被没收啊！”
  虞美琴说的，自然是正理。
  按照《法律援助条例》，法援中心是每个市、区的司法局依法自设的事业单位。只是实际操作中，很多市的司法局都喜欢和本市法学专业较强的高校合办、委托高校出人提供实际的援助工作。
  所以，大学里的法律援助中心，严格来说都不能被“吊销执照”，因为执照本来就不是它“依法授权”的（某某市法律援助中心，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“依法授权”单位，授权方是市司法局），而是被“转委托”的（也就是大学里的法援中心挂靠在市司法局的法援中心那边，借来的资质）。
  既然如此，要是犯了大事儿，也就不存在吊销执照，只是“撤销转委托”。
  金陵师大的法学院学术水平，在国内也就刚刚勉强排进前20名吧。
  但是在金陵市这一亩三分地上，却是凭着校方建设上的重视，勉强可以和金陵大学平起平坐，算是本市第一或者第二的交椅。
  而当初为了让市司法局委托本校合办法援中心，校方可是下了很大的力气公关的。
  这也是近年来本校办学成果的一项重要政绩。
  要是今天因为史妮可犯的这个事儿，让执照的转委托被撤销，那冯见雄这批人就是此前在国际大赛中为学校争得再多荣誉，也是不可能被轻饶的。
  所以，虞美琴还比较清醒，她好歹知道，眼下最大的问题，是先帮学校保住牌照。
  剩下的怎么处理，那都好说，都是学校的内部问题了。
  冯见雄抱歉地说：“还是美琴姐想得周到，我差点儿气糊涂了。我们先想想怎么保住牌照，再考虑内部责任的问题吧——上级稽查部门是怎么个说法？现在要我们怎么承担责任呢？这种事情，毕竟只是管理不当，应该还是可大可小的吧，我们先想办法补救。”
  虞美琴连忙拿过一张通知书——这是刚才离开的那位老师转交给她的。
  然后结合相关的行政文件细则，跟冯见雄研究起来。
  看了一会儿之后，虞美琴初步给出一个结论：“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想大事化小，这几点肯定是要做的：首先，对于法援私用的情况，要按照市场指导价，追缴退赔一些金额。要想从轻处理的话，最好再主动承担一到两倍的行政罚金。
  另外那些吊销个人执业执照的处理我看倒是不太可能，因为我们本来都还是在校生没通过司法考试，也就没有律师证，司法局想吊销管理责任人个人执照也没法实施。”
  冯见雄盘算了一下，心里有了点数，便说：“行，这事儿是我管理不善惹出来的，我肯定要帮你平了。今天我就想办法问问，有没有可能找个司法局的领导，实锤一下具体操作办法。”
  “那我等你消息……啊不，还是我跟你一起吧？”虞美琴自忖她毕竟已经是负责人了，可不能撂挑子。
  冯见雄便就地找了个电脑，上网查了一下市司法局的相关资料、政策动向，然后就准备找认识的人。
  结果，在查政策动向时，他恰巧在司法局官网上看到一条市局人事变动的新闻，心念一动就点了进去。
  “诶？这个不是去年遇到那个QX区的政法W卫书记么？怎么升到市局当副局长了？”
  冯见雄看到一个名字挺眼熟，随后就想起来：
  正是他去年被江南卫视记者权此芳，引到看守所里劝说邮院大学生贾某和偷车贼周某别轻生那个案子时，遇到的区政法W卫书记。
  又转念一想，这种升迁也是正常的。
  国内么，07、08年正好是干部大调整的换（和谐）届之年。如今又刚刚是年初3月开完两（和谐）会的时候，那个卫书记在区里当政法一把手四五年了。
  后来他们派来的“砖家”跟冯见雄搞了一番学术合作——主要就是把冯见雄从后世总结来的那套“如何利用国足作为被侮辱对比对象、劝说临时起意型亡命徒放弃求死之志”的谈判话术，给弄到相关的政法系统培训教材里去。（具体不赘述了，看前面劝人别自杀的章节）
  冯见雄去年就把干货拿了出去，在文章后面挂了名、还拿了点别的好处。
  然后，卫书记委托的那个砖家，一番运作之后，就把这些话术给写进今年公AN部正式新出版的《谈判专家培训教材》里了。
  这也算是一个上达天听的政绩，于是卫书记在区里做一把手做满五年，就顺手升到了市里当副局。
  “跟刘教授看房过户的事儿压一压吧，你帮我向刘教授道歉，咱下周再去。”冯见雄冷着脸对史妮可吩咐，“明天我先去想办法联系一下卫局长，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主动认错、退赔、宽大处理！”